延安作为革命圣地，我少时便已闻之。及上大学读范仲淹边塞词《渔家傲秋思》知其曾戍边延安，则对延安又添了一份向往。1996年晚秋，我有机会到陕西西安，特意坐火车去了一趟延安。

　　清晨到延安，放眼望去，远近山峦山腰以下显现出一层浅深不一的草黄色，山脚下、溪河边还有些绿树，山头则裸露出灰黄色的土色，空气中也带有一份萧瑟凉意。在延安军分区招待所安顿好住所，稍事休息后，在军分区政治部一名干事的陪同下，去了凤凰山革命旧址。1935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曾经在瓦窑堡、保安等延安周边的小地方转悠了一年多时间，西安事变后，原驻扎在延安的东北军主动撤离，1937年1月，中共中央从保安县迁入延安这座陕北较大的城池。

　　其实所谓较大也是相对那些小县城而言，依山沿河而建的延安城并不大，据说当时只有少数有钱有势的人家才在那里居住，大部分百姓都居住在城南的山沟里。中共中央进入延安城的最初落脚点就在城内凤凰山下，1938年11月延安受日军飞机轰炸后，中共中央便搬到了延河北岸城北郊外的杨家岭。

　　凤凰山革命旧址是几处不大的小院，其中有一处小院内是三孔石窑洞，是当年毛泽东同志居住的地方，中间的窑洞是会客室，里面陈设木质桌凳；西南边的窑洞是办公室兼卧室，里面陈设有木质办公桌椅、柜子，东北边的窑洞是书报室，里面有炕，还陈设木质长桌和柜子等，几口窑洞内的桌椅也较简陋。附近有朱德、周恩来居住过石窑洞，里面陈设也差不多。看来，延安毕竟是西北黄土高原边城，虽在城内，条件也很一般。离开凤凰山，驱车过延河大桥过杨家岭前往位于延安城西北8公里处山坳里的枣园。

　　那里原是一家地主的庄园，有点偏僻。说是庄园，也只是有几排窑洞和一些果树而已。1943年至1947年3月，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和中共中央书记处曾在此办公，其实早在1940年秋，因杨家岭修建中央大礼堂，毛泽东等领导人就曾搬到枣园居住过。

　　我走进位于枣园东北半山坡上的毛泽东旧居参观，那里是5孔面向西南的窑洞，由右边起分别为会客室、办公室、寝室，其余两孔是工作人员住室。与凤凰山窑洞内陈设相近，也很简陋，条件很是艰苦。周恩来、朱德的窑洞也在附近，除了一、二张简陋的木质桌椅、床架，可谓身无长物。离开枣园返至杨家岭，那里距延安城西北2公里处，也是一处黄土山坳，不过看上去树木还葱郁。杨家岭是1938年11月至1947年3月中共中央驻地旧址，毛泽东1938年11月至1943年5月在此居住。

　　我在杨家岭主要看了中共七大会址和延安文艺座谈会会址两处。七大会址所在地为1942年建成的中央大礼堂，会场体现的是当年的模样，陈设似旧物，但是否都是当年原物则也许就不一定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会址是一所不大的平房，桌椅仍然简陋。

　　12这两个会议影响深远，1945年4月23日至6月21日召开的中共七大，毛泽东思想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而延安文艺座谈会则奠定了共产党主导下中国文艺的主流基调和规范，影响至今。告别杨家岭前往位于延河北岸与凤凰山、宝塔山一河之隔的清凉山。清凉山海拔1137米，但由于黄土高原的缘故，相对高度并不高，看上去也就一、二百米高。我久闻清凉山之名，只知其应有革命遗迹之类，及至登山，才发现其为延安一处历史和自然风光名胜，据说有18洞、24景、40多处摩岩石刻。山上有自隋唐至清代的各类石窟，其中万佛洞是最大的石窟。

　　上山首先看到的就是万佛洞，窟内四周墙壁上雕刻有神态各异的大小佛像，体现了华丽纤巧的宋代石刻风格，据说有万余尊，故名。范仲淹曾写《清凉漫兴》四首，有凿山成石宇，馋佛一万尊。人世亦稀有，神功岂无存诗句，想必万佛洞在北宋仁宗时就应已建成。

　　过万佛洞，见有一石壁湾折处，上有诗湾两字的摩崖石刻，前行见那里的石壁上多有摩崖石刻，真草篆隶，参差错落，布满全湾。据说，宋代以来，游人及文人雅士多题诗壁上，故名诗湾。 清凉山上还有一处范公祠，祠堂门匾额上有宋朝人物第一6个大字，对联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祠中有范仲淹在延州抗御西夏时的戎装像，祠内墙壁上镌刻着范仲淹的名词佳句，其中就有那阕名篇《渔家傲•秋思》：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1040年，范仲淹以陕西经略副使兼知延州（延安），数年励精图治，整顿军务，令西夏无以延州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数万甲兵，不比大范老小可欺也，而不敢进犯。范仲淹也因此而显现出著名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的力量。戍边不易，安邦亦艰。伫立祠门外，俯瞰清凉山脚下河面虽阔但水流轻浅的延河和对面凤凰山下的延安城，环视四野苍茫连绵起伏的陕北高原沟壑，我仿佛能体会到家在苏州而为国戍边西北塞外的范仲淹彼时的苍凉而壮雄的胸襟和思绪。清凉山是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宣传机构的所在地，是新中国的新闻广播、出版事业的发祥地，东侧山麓有新华通讯社、延安新华广播电台、《解放日报》社、《边区群众报》社、中央出版发行部、中央印刷厂、新华书店等机构的遗址。

　　去延安时，我还在军队一家广播电台工作，因而我特意去了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旧址，那是一所简陋的房屋和几孔窑洞。创业维艰，新中国的广播事业就是从这样条件下起步的。走下清凉山，走过那座延安图片中时常出现的延河石拱桥，登上宝塔山。此山古称丰林山，宋时改名为嘉岭山，位于延安城东南方，海拔1135.5米，也是相对高度的缘故，看上去并不高。

　　山上的古塔始建于公元766～779年，距今已有1200多年了，为八角九级楼阁式砖塔。1937年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此塔成为圣地的象征，山也成为宝塔山。缘梯登临塔顶，延安全城尽收眼底。可惜有些游客不注意和管理方疏于管理，我闻到塔内居然有尿骚味，多少有些煞风景。想必现在的宝塔山不会出现如此状况。

　　嘉岭山在范仲淹镇守延安时处于重要地位，建有防御工事，还在山的最高峰修筑望寇台，观察敌情，指挥作战。至今山上还有一些用黄土夯筑的古代城垣和地洞残迹，还有一些重修的烽火台之类的建筑。宝塔山也有一些摩崖石刻，上面有历代文人墨客的手迹。其中最著名的是范仲淹手书嘉岭山三个隶书大字，因风雨剥蚀，字迹模糊，明朝初年曾加以深凿。离开宝塔山前往清凉山下的王家坪，途径延河边。也许已近枯水期，近处的河滩有些干涸，宽阔的河床只有中心处有水，而且还有些时断时续。

　　在远处宝塔山的映衬下，有些穿着八路军军装的人在延河河滩上似乎在排练着什么节目，估计是某个影视剧摄制组在那里忙碌。目睹此景，我仿佛来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的延安，也许在那时的延安类似的景象并不鲜见。伴随着心底回荡的《延安颂》歌曲的旋律，我走进王家坪。此处是1937年到1947年期间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和红军总司令部的所在地，有南、北两个不大的院落，北院是司令部，南院是政治部，已没有多少东西陈列。延安革命纪念馆设在王家坪，延安时期的历史文物主要集中在那里。我进馆看了看那里的图片、资料、文物和战利品，当然有关历史我早已了解，而实物则是初见。晚餐后，漫步在延安街衢。

　　与沿海城市相比，延安只是座小城，街上行人很少，也难见璀璨的灯火，虽显寥落，但也有一份宁静祥和。沐着夜色，走近延河边。在稀朗的星月映衬下，远处延河浅水泛着粼粼的银白色的光，两岸的山峦、房舍、树木现出朦胧的黑影。夜风轻轻拂过，带来一丝寒意，几分萧瑟，几分静谧。我想，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数十年前的延安，近千年前的延州，应该也会有这样的时刻和景象罢。想到这里，历史与现实交融，我已不知身在何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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