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国之间就气候变化问题所做的谈判被称为“气候博弈”。气候变化是人类共同的挑战。气候是“世界最大的公共产品”，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本应属于利益共同体，但能否及早达成世界共识，实现世界行动，仍存在种种障碍。气候问题是超越主权的话题，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要做出牺牲让步，必然是一个博弈的过程，这也是一个呈现政治大国气度与远见的最佳窗口。

国家形势的变化，实力的变化，整个气候变化形势的变化，这些都将对气候博弈产生影响。

气候博弈20世纪70年代，世界上许多地区出现的极端天气，尤其是1973年非洲萨赫勒地区大旱，导致数百万人失去生命。因此，1974年联合国第六次大会因此要求世界气象组织对此展开气候变化研究。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研究结果，第29届执委会决定于1979年召开“世界气候大会高级科技会议”，后来改为“世界气候大会―――气候与人类专家会议”。 组委会认为，世界气候大会不仅是一次气象会议，而且还应召集专家审议气候对各种经济行为和其他人类活动的作用，故与会者将不仅仅限于气象学家，各个不同相关领域的专家都应该参加。 第一届世界气候催生了另一个在气候变化研究上颇负盛名的组织―――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1990年在日内瓦举行的第二届气候大会通过了一项更具实质内容的《部长宣言》。《部长宣言》指出，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的大量生产活动致使温室气体不断积聚，下世纪全球气候变暖的速度将是前所未有的，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将因此受到严重威胁。宣言还认为，控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保护全球气候是各国共同的责任。但是，作为温室气体主要排放源的西方工业国家对此尤其负有特殊责任，它们必须起带头作用，承诺采取行动，降低其在全球温室气体净排放中的比重。 尽管人类开始意识到气候变化可能引发的灾难性后果始于上世纪70年代，不过，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变化中心研究员张称意介绍，“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历史上，有两个里程碑的事件，1992年巴西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通过和2005《京都议定书》生效。”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是世界上第一个为全面控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给人类经济和社会带来不利影响的国际条约，也是国际社会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进行国际合作的一个基本框架。据统计，目前已有190多个国家批准了《公约》，这些国家被称为《公约》缔约方。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三次会议通过了旨在限制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以抑制全球变暖的《京都议定书》。2005年2月16日，《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以法规的形式限制温室气体排放。截至2005年8月13日，全球已有142个国家和地区签署该议定书，其中包括30个工业化国家，批准国家的人口数量占全世界总人口的80%。 现今最大规模的气候变化大会是2007年12月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由于2012年的临近，《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即将到期。因此，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通过的“巴厘岛路线图”，启动了加强《公约》和《京都议定书》全面实施的谈判进程，致力于在2009年年底的哥本哈根大会上完成《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2012年到期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新安排的谈判并签署有关协议。

气候博弈气候变化问题应该是两大阵营，这种基本的格局还是延续着两大阵营，三股力量，多个主体，以及多重博弈，这样一个基本态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两大阵营大家都是非常清楚的。从决定国际气候进程走向的主要力量来看，欧盟、美国，以及77国集团加中国这个阵营作为三股力量中间的博弈。尽管气候变化威胁到全人类的共同前景，但是具体到确定的减排指标、技术转让以及资金支持时，纷争的利益集团立即陷入无休止的讨价还价。

美国是最大障碍

哥本哈根最大的障碍仍然是美国。美国代表团在谈判中鲜有积极的建议，其决策过程有断裂现象。美国代表团反复强调，美国关心的焦点是2050年的减排目标和行动。这种做法试图掩盖其在中期目标上的责任和承诺。直到09年12月06日，美国终于公布2020年目标。美国政府代表提出，不仅仅发达国家讨论减缓目标问题，主要发展中国家也应参与，并做出相关的国家行动方案。这种提法混淆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减排问题上的实质性不同。

中国的立场

中国在审视气候变化战略的时候，更看重国内战略。节能减排，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这些提法由来已久，并不是说以前不倡导。“九五”期间就谈到两个转变，其中之一就是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节约型转变，那时中国也在搞绿色跨世纪计划、治理淮河等等，也很热闹。本质上今天的政策是当年政策的延伸，变是变在程度和重点上。 今天强调科学发展观、资源节约型社会、循环经济、节能减排，强调的程度是史无前例的。但这也不是空穴来风，标新立异，是有深刻的客观背景的。主要是“十五”期间遇到了非常强烈的资源约束，另外中国进入一个我说的高资源、高能源消耗的发展阶段。十年前我们也在修路盖房子，但都没有今天多。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科学发展观等这一系列主张，已经成为中国当今发展战略的主旋律。 这个变化势必然影响到气候变化政策。中国在这个问题上一些基本的观点、立场没有也不必改变，积极推进节能减排，把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和国内的环境问题结合起来，这些在今天强调得要更多更突出。

发展中国家意见一致

在这场谈判中，发展中国家，甚至主要的发展中国家、巴西、中国、印度、南非、墨西哥这些比较大的排放很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之间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在大的问题看法上还是一致的。

气候博弈中美两大全球二氧化碳的最大排放国在哥本哈根会议前展现出配合姿态。这样的表态并不能保证2009年的哥本哈根成为拯救地球的重要坐标。距离大会召开的时间越来越近，各国政府内部还在为本国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的态度进行最后的协商和讨论，欧盟理事会公布一份最新统计数字表明：至2012年欧盟15个初始成员国温室气体排放量平均减少6.9%，并不能达到《京都议定书》中至少8%的减排目标。如果考虑到退耕还林所吸收的二氧化碳，这个数字还可以提高1%，而目前在建或改造中的工业设备将在未来几年中减少2.4%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综合起来，欧盟还有机会超过《京都议定书》里规定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标准，钱是关键。发展中国家希望能从西方国家得到一些支持减排的资助,它们认为发达国家必须承担大量排放温室气体的历史责任。而以美国为首的富国回应，中国和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才是二氧化碳排放大户，必须要对人类共同的未来负责。争论焦点就在于西方到底愿意拿出多少钱？欧盟领导人同意国际社会为发展中国家每年提供1000亿欧元用于应对气候变化，其中220亿～500亿欧元应来自公共投资而非私营企业。其中包括，美国、欧盟和日本分摊总额为每年200亿欧元的资助，从2016年起这个数字增长为每年500亿欧元，2020年起每年1000亿欧元。非洲国家集团抱怨，为了避免灾难性的气候变化，发达国碳减排的幅度仍然太小。非盟成员达成一致，认为美国、欧盟、日本及其他国家应向其每年支付总额高达670亿美元的补偿。 在气候峰会召开前，中国突然行动，同印度、巴西、南非四个国家已达成一致协议，将反对由发达国家提出的减排目标。印度环境部长贾伊拉姆・拉梅什在北京说:“如果不能让步的要求遭到反对，我们将一同退出。这将是一个集体决策。”

09年12月07日，将有1.5万人齐聚丹麦首都哥本哈根，进行为期两周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谈判。人们不远万里齐聚一堂是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达成一份新的共识来取代即将在2012年到期的京都议定书。但因为美国众议院通过的气候法案一直卡在参议院，哥本哈根会议几乎已注定不可能签署新的气候条约。但即使如此，专家仍然预期最终的协议架构会逐渐成形。 而且，协议的内容最后还是会影响美国人民的燃气与电费账单，以及全球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速度。政治风险顾问公司欧亚集团的能源政策分析师雷迪说：“会议结果将决定未来的发展，冲击每个人的生活方式与能源费用。” 近几周，许多国家都站出来表明自己的减排壮志，但是想达成一份让各方都满意的协议很不容易：发达国家的“诚心减排”最终无法取得发展中国家的信任，美国、欧盟和日本仍然对中国至少40%的减排目标心存不满。 美国总统奥巴马最近承诺，到2020年时，美国的气体排放量可比2005年减少17%。但其他国家都以1990年作为减排的依据，若以此标准计算，美国减排的幅度大约是4%。也许这就是奥巴马的“诚意”。美国领导人在乎的永远是美国人会不会多付燃气费和电费，而不是世界到底要减少多少排放量。对气候谈判最积极的欧盟国家给自己设定的减排范围是20%到30%。同样以2005年为基点，中国预计到2020年将单位GDP的碳排放下降40%-45%。

在哥本哈根会议前一段时间里面，有一些国家散布消极悲观的论调，中国致力于促进各方坚定信心。哥本哈根大会以及丹麦政府的目标和远景，即“一个协议，两个目的”。 首先，哥本哈根大会协议应该成为一种政治上的动力以便各方尽快行动起来。其次，哥本哈根大会协议应该成为一种指令和期限，以便进一步地进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磋商，并为达成一项法律性的协议设定期限。关于减排目标，每个国家具体到数字的承诺和行动方案也将作为一系列的附录反映在哥本哈根协议中。该协议还应该包括巴厘行动计划中谈判所涉及的所有方面，包括财政上的有力支持。 非常显然哥本哈根不是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无论怎么样哥本哈根将会有一个政治协议，它的具体的内涵、具体的数字能不能达成，至少他要启动以一个政治的框架性的文件来把2012年之后国际气候制度主要的框架搭建好，这个就是他能够取得的最好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