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车轻似燕下庐山，江水长天一望间。

纵贯中原京九路，横穿江汉蜀湘船。

风挟牯岭丹霞气，林带杏田羽客烟。

回首香炉云雾处，不知重到是何年？

告别庐山，跃下葱茏四百旋，回望游踪，俯瞰江汉，我写下了这首《飞车下庐山远望》的七言律诗后，似乎还有很多话要说。

中国的名山，粗看起来就像是人的面孔一样，同样有峰有崖有湖有庙有瀑布，但也像看人脸都有眼有鼻有耳有嘴一样，真的能看出不同的内涵和个性却很难。

住在牯岭镇南面山坡上的宾馆里，在窗前向南面的峰顶望去，一缕缕云雾在林间升腾，恍然间想起了庐山古代的隐士们，方悟出，庐山的个性是一个“隐”字。可是，当我向北面小镇望去，一片片红色屋脊的别墅群，是“一袭红尘蒙碧宵”的感觉。究竟是从什么年代开始，庐山失掉了隐者之风？

史料上说，庐山上最早的隐者是一个生活在西周初期的叫匡俗的人，距今已有三千七八百年的历史。传说这匡俗不俗，洞晓地理、天文、人事、玄机。那时中国还没有道教，他却走进庐山潜心修行，其行止被周天子耳闻，屡次派人请他出山相肋。可是这匡氏丝毫不为名利所动，隐居山中不出，并再也没有人能找到他的行踪。因此，人们认为，他已得道成仙，羽化而去脱离了凡尘。于是，人们就称他隐居过的草屋为“匡庐”（姓匡的人住过的房子），或“神仙之庐”，后来人们就把这处山峰简称为“庐山”或“匡山”、“匡庐”了。因为一个隐者的行迹而命名的名山，在中国或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也许这就是庐山隐士特性的标志吧。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比匡俗还早的隐者也有不少，像直钩垂钓的姜太公、首阳山饿死不食周粟的伯夷和叔齐等。但姜太公毕竟出山助周伐商，难逃人间纷扰；伯夷和叔齐还做过商纣王的臣子，虽然没“助纣为孽”，但却是暴君所用的大臣。并且，饿死首阳山也不是明智之举。真正的隐者应该是不与任何统治者合作，并能在隐处独善其身——身心和身体都得到很好修养。因此，人们认为，这匡俗就是中国名符其实的最早的隐士了。

庐山出了中国最早的隐士，也留下了庐山“隐士渊薮”的美名。

三国时期庐山又来了一个有名的隐者——董奉。他是吴国侯官（今福建福州）人，能集道术与医术为一身，未入山时就能以道术和医术让人起死回生，受到官民信仰，称他为“董神仙”。也许他是厌倦了人们的吹捧和打扰才躲进庐山的。但他到庐山后仍无法看到人民受到疾病的折磨，又行起医来。只是他行医完全是行善，对病人分文不取，仅让患者在治愈后在庐山上种杏树五株。据说“如此数年，计得十万株，郁然成林”——这就是“杏田”和“杏林”的由来。据说这董奉修行的成果斐然，竟致活了二三百岁。在庐山景区，叫“杏田”和“杏林”的地方有多处，处处与董奉有关。更让人称道的是，“杏林”一词还被中国人公认为是中医中药的代名词，这实在是庐山隐者对中国文化的一大贡献。

到了两晋南北朝，庐山又来了两位著名隐者，那就是一释一文的慧远和陶渊明。

慧远和尚，公元355年出生于雁门（今山西代县）。他幼读佛书，20岁皈依佛门，24岁时即登坛讲经。后来由于北方战乱，他准备和师兄慧永同去罗浮山（今广东境内）修行。结果，慧永先期到达庐山，被庐山的山水风光所迷，在庐山建造了西林寺坐禅，再也不思罗浮山之行了。待到慧远也到了庐山，竟也步师兄后尘留在了庐山，增建了东林寺坐起禅来。慧远自公元381年到416年圆寂，在庐山上整整修行了36年。他在东林寺聚众研修佛法佛经，其中包括“寻阳三隐”中的刘遗民和周续之等十余名学者居士，创造并阐发了佛教中“净土宗”理论——即一种简单易行的“心注西方极乐世界，坐定修禅，息心忘知，达到脱离苦海”的境界。据悉，庐山上的主要寺庙如龙池寺、清泉寺、龙泉寺、圆觉寺、大林寺、上崇福寺、上化成寺等，都是慧远及其弟子所建。东林寺后面那百花灿烂万紫千红的锦绣谷，还是慧远在世时种养草药的地方。“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是他为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提供了想象和创作的空间。

陶渊明也是号称“寻阳三隐”之一，他在晋义熙元年（公元405年）被任为彭泽县令，但仅上任80天，就因为不能忍受上级官员的打压勒索愤而辞官，“不为五斗米折腰”隐居庐山。虽然过着“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的清苦生活，但也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快乐。他在山中创作了大量山水田园诗，成为中国古代山水田园诗的鼻祖。

唐代是一个诗人辈出的盛世，做过三年江州（今庐山下的九江市）司马的白居易因为地缘关系随时可上庐山自不待言。就是那些离庐山很远，但却都是发烧友的古代诗人“驴友”们，如李白、宋之问、沈全期、张九龄、韦应物、孟浩然、颜真卿、柳公权、李德裕、温庭筠等，也都喜登庐山，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李白的“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诗句从一出口，就成了妇孺都经常念叨的名句。他在游五老峰时写的《望五老峰诗》说：“庐山东南五老峰，青天削出金芙蓉。九江秀色可揽结，吾将此地巢云松。”虽有隐居庐山的念头，但他注定不会像陶渊明那样过清贫生活来“巢云松”的，他喜欢的是有酒有肉有美女的花花世界。所以，李白只在庐山留下了足迹、诗篇而没有留下草庐。

与这些游山玩水诗人不同的是，唐代还有几个文人未出仕时就隐居庐山，最有名的是李渤兄弟。并且因为他们兄弟俩，庐山出现了一个书院——白鹿洞书院。传到宋代，使它成为中国最有名的四大书院之一。

贞元年间，18岁的李渤和他的哥哥李涉为了潜心学习，在庐山选了一个僻静之地隐居起来埋头苦读，这一读就是15年（公元785——805年）。史载，李渤在庐山隐居其间养了一头白鹿。这鹿竟通了人性，李渤出行，无论是游山还是访友它都相随左右，有时还能为李渤传递信件和物品，因此，人送李渤为“白鹿先生”。他住过的地方，也被人称为“白鹿洞”了。后来李渤到底还是出山当了官，巧的是长庆元年（827年）他又被任为江州刺史。阔别20多年，李渤没有忘记在庐山度过的他一生中最美好年华的地方，于是进山修葺了他隐居读书的旧居，并广植花树，增置亭榭，蔚然成为庐山的一处名胜。

除李渤兄弟外，唐代在庐山隐居读书的名人不下数十，其中有名的是“山中四友”——杨衡、符载、崔群和宋济。他们出山后都成为名士或高官，崔群后来还当了宰相。

唐末五代时期战乱频繁，各处学堂纷纷关门，学子们便逃到庐山避难、隐居读书，蔚然成为风气。南唐国主因势力导，任国子监李善道为白鹿洞洞主，聘山长辅导生员，在原李渤读书的地方建立书院，取名为“庐山国学”。北宋平定天下后，才改名为白鹿洞书院。

宋代是一个理学盛行的时代，又出现了大儒朱熹等到白鹿洞书院讲学，招来生员数百人之多，从而使白鹿洞成为我国古代为数不多的著名书院之一。这所书院后来虽经元初明末等几次劫难，但经几次大修重修，到清康熙间，计有生员号舍60余间，讲学活动到清末戊戌变法才停止。

当时在庐山北麓的莲花峰还出现了大儒周敦颐创办的濂溪书院。周敦颐原本家住道州，因家乡有一小溪名濂溪，就把书院附近莲花峰的一处溪水也看成了濂溪，可见他对庐山的热爱。

宋代以及明清，官府还给书院划出一定土地称为“学田”，山长（院长）可以像地主招租那样招人耕种收租以供学院正常费用。于是那些失意的文人和下野官僚们，都喜欢到书院过着养尊处优、半讲学半隐居的生活。而他们所教的生员，则大都抱着待价而沽、出仕为官的念头。所以，大约从宋代起，庐山的隐者风气就有些变味了。

元末因为战乱，庐山出了一位传奇隐者名叫周颠。他原本是一个疯和尚，朱元璋与陈友谅大战鄱阳湖时，他在南昌行乞，口唱“太平歌”，称朱元璋当有天下。朱元璋将他招至军中，助其打败陈友谅，后竟辞去归隐庐山不出，庐山上那闻名遐迩的仙人洞就是周颠的隐居处。待到朱元璋平定天下定都南京，使人招其入朝，却听说他已乘白鹿升天，于是朱元璋亲手为他写了一篇《周颠仙人传》。今天，当我们游庐山仙人洞时，可在锦秀峰前看到一座御碑亭，亭中即朱元璋所写的仙人传。这让我想起了出身小吏的刘邦斩白蛇起义，自诩为“白帝之子”的典故，他无非是怕自己登上皇位名不正言顺而编造这一神话罢了。朱元璋和周颠一样都做过乞丐和尚，编出这样的神话也同样是借“仙人”的光。周颠虽真有其人，事情却很虚幻，难免存在朱元璋为自己脸上贴金之嫌。

独处江汉腹地，庐山却像一叶扁舟，虽经历朝战乱的狂风巨浪，但这小舟却如躲进安静的港湾一样，没有受到多大的颠簸，也许这正是隐士们视它为世外桃源、人间乐土的原因。不过到了清末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殖民者闯入中华大地，这片乐土就被洋人破坏了。

最先染指庐山的是俄国商人。光绪十一年（1885年），俄国商人见庐山北麓龙门山南的九峰寺附近树木葱郁，又有短瀑悬流，气候清凉、风景极佳，就迫使九峰寺僧人汇东和尚租借僧舍园地给他们避暑，为期40年。接着，英国传教士李德立步其后尘，也窜到九峰寺来盗买山场，后来又转上山顶，在牯牛岭一带大肆强租土地占山场，兴建别墅，招各国商人居住，收取丰厚租金。美、法等国牧师、商人看了眼红，也涌上庐山强租土地建房。结果可想而知，到北伐战争前的1925年，牯牛岭竟出现了一座拥有600多栋别墅的山中城市。这些别墅大都是欧式风格，并且很少重样，看起来赏心悦目，使它成为与山东青岛八大关、厦门鼓浪屿并称的中国三大“万国建筑博览园”。

这些外国佬在山上雇用不少保镖、巡警，荷枪实弹来保障他们的安全，对上山的中国人严加盘查，一下子打破了庐山的宁静，更打破了中国的隐士梦，从此庐山就再也见不到隐士了。

1927年1月，北伐军攻占南昌、九江、汉口，工农群众强烈要求收回英租界。到这年8月，经国民政府多方交涉，终于收回了庐山牯岭租借地警署管辖权，但经营权仍在外国人手中。

到这时，牯岭上的别墅就成了中国军阀、政客、官僚、豪富们的避暑胜地。由于蒋介石经常住在庐山，这里就成了除南京以外的中国政府第二个政治中心。他曾在这里组织指挥了对江西红军的多次围剿，一些国民党的军政要员为此云集山上，军警、宪兵把牯岭一带戒备得如临大敌，使庐山从世外桃园一下子变成政治旋涡的中心。西安事变以后一段时间，面对日本人的大举进攻，蒋介石仍留在庐山，是周恩来凭着一腔正气和一张铁嘴多次上庐山，才说动蒋介石终于兑现了他的全面抗战的承诺，发表了著名的“地不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的“庐山谈话”。

今天，当我们游览蒋介石和宋美龄住过的“美庐”，以及林森的公馆，汪精卫、何应钦、宋子文、孔祥熙、孙科等人的别墅时，深深地知道，庐山，你真地永远背离了超凡脱俗的轨道，走上了一条与世俗密不可分的红尘路！

1938年夏，日军攻占南京后沿长江而上直扑庐山，它要毁掉中国第二个政治中心。中国军队决心死守，与日军进行了长达半年的顽抗搏斗，到底还是在1939年4月18日，庐山的牯岭被日军占领。在日军占领的6年当中，庐山牯岭建筑群和寺庙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日军杀死庐山上的中国人3000多人、毁坏别墅等房屋480多座、寺庙50多座。古籍文物也被日本人洗劫一空。可怜的庐山成了人间地狱！这在中国五千年漫长的历史当中，庐山虽然经历了无数次战争和乱世，但也从未遭到如此劫难。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已后，蒋介石回到南京，他没有忘记曾经的庐山，派人加紧修缮。经过一年的抢修大体恢复了牯岭大部分别墅的原状，但一些寺院却永远地消失了。1946年7月14日，蒋介石终于在阔别9年后再上庐山。但他呆在庐山的时间不会太久了，1949年5月18日，庐山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从此，庐山获得了新生。

但是，新生后的庐山还是无法脱离凡尘，它又成了新中国政府要员的避暑胜地，还一度成为中共中央召开重要会议的场所。比较有名的会议有：

1959年8月中共八届八中全会；

1961年8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

1970年8月中共中央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

八届八中全会上，因为大路进暴露出来的虚夸风，彭大将军在会上放了一炮，惹得毛泽东大动肝为，为此，这位出生入死大半生的大将军从此没有翻过身来。

61年的工作会议上，因为中国在大跃进的阴影下极度贫困，中央决定调整经济工作。毛泽东不得不承认“我们退到了底谷”。

九届二中全会上，则是副统帅纠集一伙人提出要设国家主席，实则他自己想当国家主席。结果，毛泽东说他“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最后导致这位副统帅仓皇出逃，魂断蒙古的温都尔汗。

有意思的是，这三次会议颇具庐山的“隐者之风”有些诡秘，直到会议过后的很多天全国人民才知道。不像今天，国家召开什么会议都提前很多天通告天下，并且还允许中外记者长枪短炮地横扫。

今天，当我们站在庐山大剧院（庐山会议会址）前，不禁想起了彭大将军之冤。怪就怪彭大将军只记住了范仲淹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淮之远则忧其君”良臣美德，而没有领悟陶渊明那“知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的隐士避世思想。如果他当时不放一炮，何至后半生蒙羞？如果看破红尘及早归隐，何至被人当做靶子批来批去？

关于隐士现象和隐士思想，历史上有许多人提出了许多不同见解。有人认为，只有终生躲进深山不出才是大隐者，但有人却说：“小隐隐于山，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能隐于朝的才是大隐。不过认真说起来，做大隐实在很难。在朝中做大官还要当隐者，那恐怕就不是“隐”而是“忍”了，我想，“忍”对一个人的身心也是不好的事情，所以我认为最好还是隐于山。只是中国的现实是封山育林无山可隐，所以还是隐于市吧。

反过来细想一下，如果所有的“臣子”都想“隐”和“忍”，中国的民主进程一定会放慢了速度。正是有了不能“隐”和不能“忍”的一些人，中国才有了今天，中国才有了希望。

所有的往事都如云烟一样过去了。如今的庐山别墅，大都成了旅游者们下榻的地方。不允许人住的几栋别墅，则成了老古董一样的东西留作人们参观了。当代的中国领袖们，因为“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三十多年来，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去庐山开什么会了——庐山，到底还是淡出了政治和市俗的旋涡。

可是，庐山再也不可能是隐士的渊薮了。